佛教在西域传播之时，又由古代丝绸之路传入中土。当时由贵霜王国通往西域到敦煌有两条路线（亦称官道）棗一条是：越过葱岭，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行进，经过莎车、于阗（今和田）、尼雅（民丰）、且末、鄯善（若羌）和楼兰，然后过玉门关到敦煌；另一条是：越过葱岭，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关进，经过疏勒（今喀什）、姑墨（阿克苏）、龟兹（库车）、焉耆、高昌（吐鲁番）和伊吾（哈密），然后到达敦煌。还有一条小道，由克什米尔入红其拉甫山口，经子合、皮山到于阗。这3条路线均勾通了塔里木与中亚和印度的联系，把东方与西方连结起来。随着佛教思想的传入，贵霜王国的佛教艺术也进入了西域地区，在塔克拉玛干南北两条路线上都发现过早期佛教艺术遗存。其中，发现的迄今为止最早的遗迹是1959年在民丰县发掘的一座公元2世纪的墓葬，出土的一件棉织布上，印有腊染的供养菩萨和残缺的佛像；另外，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固若羌发掘了一座不晚于3世纪的佛寺遗存，其寺礼拜道外壁面的壁画一派中亚风格，内容主要表现了释迦说法和佛传及本生。可见，当时佛教在西域已相当流行。

　　据史料记载，佛教传入中原的时间还要早一些。西汉末年，公元前2年（哀帝元寿元年）有“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录；东汉初年，明帝（公元58~75年）夜梦神人，以为佛，遣使西行，在西域抄回佛经42章，于洛阳城西雍门首建佛寺（白马寺），并有楚王刘英（明帝的异母弟）晚年喜黄老、学浮屠、斋戒祭祀，奉献黄缣白纨，“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棗男居士）、桑门（沙门）之盛馔”等事。可见佛教在西汉末已引起某些人的注意，东汉初已有初步的流行，并且有少数居士、沙门存在了。

　　公元70年，楚王刘英以结交方士、造作图谶，被控告以密谋造反罪。这时候的佛教徒一般被人们视做方士一类，佛经也被当成谶纬来看待，这不仅反映了西域佛教的重要表征，也说明朝野人士对巫术化的佛教的一种认识。佛教之所以能站住脚，与两汉之际被称为道术的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术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崇有很大关系，据《后汉书》记载：“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用符命，及光武尤倍谶言，士之赴趋时宣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也。”在这种背景下，虽然某些僧协和反对“诵咒行术”、“半自然火”等异道行为，但仍不能制止这种趋向的发展。早期来华的知名僧侣，如安世高、支娄迦谶、佛图澄、昙无谶等，都同时以巫术见长。应该说，佛教的巫术化是佛教向大乖过渡的重要阶段，由此大乖佛教向多神主义发展。

　　佛教初来汉地，开始只是在上层社会的王室皇族、贵族地主中有些影响。在大城市中，不多的佛寺只是供西域来华的僧侣和商人们使用，在法律上不允许汉人出家为僧。至终汉之世，佛教尚未形成了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因此，未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至于三国，研究般若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对《般若》的讲习在魏、吴两国都有相当的开展。但是，魏自曹操开始，将民间的鬼神祭祀作为“淫祀”加以禁止，并严格限制大规模的宗教活动，故魏境的佛教重视对戒律的译介，反映出相当数量出家的僧侣对内部纪委整顿和规范的需要，这都是与曹魏对宗教禁约有关系的。与之相对，孙权的东吴集团对佛教却采取了宽容与优待的政策，使佛教在江南一下子有了较大的发展，与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支持佛教是东吴王室的一个基本态度，并由此作为开端，成为六朝王室对待佛教的基调。

　　公元280年，三国归晋。公元290年，晋武帝死，西晋皇室宗亲间爆发“八王之乱”，北方少数民族势力乖隙逐鹿中原，北部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