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琳，俗姓陈，据说原籍颍川，远祖因仕宦襄阳遂留居襄阳。少年出家，游历金陵、江陵各地，开皇中，隐居青溪山鬼谷洞(今湖北远安县境)。法琳兼猎儒释，博综词义。据说他隐居青溪山时，“昼则承诲佛经，夜则吟览俗典”，曾撰有《青溪山记》，文词婉丽，传诵一时。法琳对于玄、道也有一定研究，所以《大唐内典录》(卷5)说他“少参名匠宗猷教义，达解玄儒”；《续高僧传》(卷24)也说他“槐里仙宗，……梗概其文”。隋末，法琳入关观化，还一度权舍法服，长发披巾褐，与道家交游。因法琳“素通庄老，谈吐清奇”，故众道侣“服其精华，膜拜而从游处，情契莫二，共叙金兰”。连道家的禁密文字，都向法琳透露。据《续高僧传》记载，法琳此举的目的也正是要探括道家的秘法奇章与内部奥秘。法琳掌握道家“奉释之典”及其“张伪葛妄之言”后，旋即“还□释宗”，住进长安济法寺。

　　武德七年(624年)，还俗道士、太史令傅奕上废佛法奏事11条，指斥“释经诞妄，言妖事隐，损国破家，未闻益世”；指斥僧徒“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要求将“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唐高祖付群臣博议，太仆卿张道源称其合理，中书令萧瑀与之抗争，不能得。法琳则上书申辩，说佛徒“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礼乖事主，而心戢其恩”，与儒家的忠孝思想，并不矛盾。法琳的答辩，远比萧瑀的“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诸置严刑”，更为有力。唐高祖主张道、佛并用，所以，采取折中措施，于武德九年(626年)三月下《沙汰僧道诏》，规定：“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奉，并令罢退，各还桑梓。……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傅奕建议“除去释教”，而未及于道。唐高祖的诏令则兼及释道，一视同仁。傅奕建议令“天下僧尼”，都还俗匹配。唐高祖的诏令则区分稂莠，留良去不肖。此中之变化，或与法琳等的极力申辩抗争，有一定关系。

　　傅奕在提出其除佛建议之时，便广泛散发其表状。由于傅奕文中有秃丁、胡鬼等语，故一时“京室闾里，咸传秃丁之诮，噱谈酒席，昌言胡鬼之谣”。时有道士李仲卿，乘机上《十异九迷论》，道士刘进喜也上《显正论》，他们都极力“贬量佛圣，尘点释宗”。使佛徒之处境，更为艰辛。为了捍卫佛教事业，法琳等又挺身而出。当时已有许多僧俗学者“各疏佛理，具引梵文”，撰文捍卫佛教。法琳以为，傅奕所要破废的就是佛经，所以仅引用佛经仍难以折服对方。法琳所著的《破邪论》，一开头便引用老、庄、儒家之说：“庄周云：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意在表明，道、儒始祖并不排佛，道、儒、佛应该并存，不应互相排斥。法琳继而述说：诗书礼乐等儒学经典，强调“敬事君父”、“安上治民”、“移风易俗”，都是“功在近益”，且局限于一生之内，而佛则“迥拔于三世之表”，“理深趣远”，故能“流甘露於万叶”，“垂至道於百王”。言下之意是，佛虽比儒伟大，但并不排斥儒。针对傅奕的中土原无佛法之说，法琳提出：“西方先音形之奉，东国后见闻之益”，只是因为“时运未融，致令汉梵殊感”。法琳最后表示：“僧惟绍隆佛种，佛则冥卫国家，福□皇基”，也就是说，僧侣之活动，完全符合李唐皇室利益。《破邪论》以：“佛以正法远委国王，陛下君临，斯当付嘱”为结束语。更进而把李唐政权说成为佛所授。应该说，法琳的答辩十分机智。为了扩大影响，法琳还向太子、诸王、后妃，乃至公卿百官，散发其《破邪论》，争取更多的支持。法琳这一招果然奏效。武德九年(626年)三月，唐高祖诏令沙汰僧尼道士，六月三日，唐宫室发生玄武门之变。随后，李渊退位，唐太宗即位。也就在这一月，唐太宗诏令“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旧定”，实际上撤消了唐高祖的《沙汰僧道诏》。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舍太和宫为唐高祖立龙田寺，以法琳为寺主。贞观三年(629年)，法琳参加波颇主持的译场，并为《宝星陀罗尼经》作序。这一段时间，僧道基本上相安无事。

　　贞观十一年(637年)正月，唐太宗为了“尊祖”，下令“自今已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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