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同时当选为人大代表，并联袂晋京。在这次大会上，达赖和班禅分别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常务委员。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两位活佛。按照藏族佛教界的说法，毛泽东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无量光佛的化身，三位至尊至圣的菩萨在人世间的化身的相聚，是一件非同寻常之事。同年12月，两位活佛又同时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班禅和达赖分别当选为政协副主席和政协常委。这年班禅才16岁，成了中国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开始了他繁忙的国务和政务活动。毛泽东多次向两位活佛表示：你们两位不仅是西藏的领袖人物，而且是国家领导人，在西藏不能只挂毛泽东和朱德的像，只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还要挂达赖和班禅的像，要喊“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从此，达赖和班禅作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第一副主任委员，主要担负起筹备在西藏地区实行区域自治的工作。

　　1956年11月，班禅和达赖应印度政府之邀到新德里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会。在印度的“西藏福利会”，一小撮反动分子正在疯狂进行分裂活动，并公然成立所谓的“西藏政府”。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对分裂主义分子背叛祖国的活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同达赖和班禅作了长时间的交谈。班禅当即严厉谴责了分裂主义者背叛祖国的行径，旗帜鲜明地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维护祖国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半独立”活动。在印度各地，他都强调了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强调了要遵守《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光明磊落的爱国主义立场。在结束纪念活动后，他坚决摆脱反动分子的纠缠和干扰，于1957年1月先期返回拉萨。

　　1959年3月发生西藏叛乱和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劫持达赖喇嘛逃到印度后，解散了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由班禅任代理主任。4月，班禅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从此，他集中精力领导西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针对寺庙中存在的封建特权，他提出了“宪法进寺庙”的主张，并且写进了寺庙民主改革的决议中付诸实施，为在西藏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做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

　　作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十世班禅不仅领导西藏工作，而且还到青海、甘肃、四川等省的藏族地区视察，以促进民族、宗教和统战政策的贯彻落实。他在视察中发现，这些地区“左”的错误十分严重，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方面也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一向忧国忧民、坦诚耿直的他，认为有责任向中央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于是，他力排众议，从1961年底开始，亲自书写意见，以全面地、系统地向中央报告实情。这份题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的意见书，就是著名的《七万言上书》，这时他才24岁，充分表现了他为国为民的高贵品质和对西藏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组成了他政治生涯中最有光彩的篇章。

　　班禅的《七万言上书》是在民族和宗教事务方面，尤其是在西藏和整个藏区的工作中批评“左”的错误的一份重要的历史性文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肯定，并经有关方面研究讨论，很快形成了有关改进西藏工作的4个文件，加以贯彻。但好景不长，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七万言上书》成了“阶级斗争”的靶子，班禅亦被当作“最大的反动农奴主之一”，从此开始了接受批判斗争的政治生涯。此后，他很少参加政务活动，并在1964年12月后只剩下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关进监狱9年零8个月之久，直至1975年夏天才获释。1979年7月以后，他才相继恢复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

　　十世班禅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和同情心。就在他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不久，自己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时，就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大声疾呼，奔走呼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更是以高昂的热情，勤奋工作，为贯彻落实新时期的民族、宗教和统战政策而任劳任怨。1980年，班禅以副委员长的身份重新工作后，第一次去藏区视察。离京前，邓小平约见他时说：你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出去视察时，“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你在这次下去的时候可以说：文化革命中那些事情都错了。你不要怕，就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这给他以极大鼓舞。在重新工作后的近10年的时间里，他不辞辛劳，风尘仆仆7次去西藏、3次去青海、两次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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