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早在公元一世纪时生活在这里人们就已经有比较定型的建筑了，人们主要在简陋的条件下，因地制宜，因材致用，创造出了不同的建筑风格。生活在忻州这片热土上的居民，在千百年来的演变中，创造出了木构架为主的建筑风格，主要有抬梁式、斗式两种不同的类型。而抬梁式使用范围最广，始终占据着整个建筑的主要地位。

　　由于种种原因，在我们遗留的不构架建筑没有早于唐代的，遗留下来的木架构又都是佛道建筑，现留存下来的四座唐代木构建筑又全部集中在山西省，而我市又拥有其中最有影响的两座。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佛教建筑代表了古代中国木构建筑的特点，成为了中国古建的缩影，我们通过最佛教建筑的研究，可以窥见中国古建的精华，可以从中领略中国古建的神韵。

　　唐代古建的发现，梁思成先生开了古建研究的先河，经过近代学着多年不懈的努力，现在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魏书·释老志》记载“明帝夜梦金人，顶放白光，飞行殿堂，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铅蔡音秦景前往天竺。”于是佛教在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传入中国，到现在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传入的过程中，与儒家、道家文化业就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水乳交融，使佛教文化烙上了深深的“中国印”。因而在当代中国部懂佛教文化就不能说懂中国传统文化，佛教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国人。

　　首先，我们看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汉代的国人是如何看待佛教这一外来宗教的，据《后汉纪》卷十载，“浮屠着，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将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号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故能化通万物而大济群生"这一记载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的国人是以看待道教的眼光对待佛教的，“专务清净，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就是道教的专门术语，外来宗教要在异乡生根，就必须依附于中国的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这样才能在异国他乡生根开花结果。佛教传入我国的早期，佛寺是建立在人口稠密的繁华闹市的，这样便于宣传，扩大其影响，这我们可从《洛阳伽蓝记》、《长安志》等文献中看到其昔日的轮廓。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于是从城市向乡村，乃至于向名山大川发展，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五台山的南禅寺、佛光寺就是很好的例证。

　　应该指出的是：佛教在中华大地上的传播，仅仅是佛学敦义的传播，天竺建筑并未大量涌入，只是在汉代出现过个别的“浮园祠"，并未成为一个建筑类型的主要流派。

　　为了使佛教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播，并长期生存下去，必须建立大量的佛教活动场所——寺院，佛寺是物化的佛教，是佛教的象征，因而佛教寺院的建立必须借助于中国传统的建筑技术加上佛教教义的功用，而形成一种特殊的建筑群体。

　　佛教建筑的大量存在，是研究古代建筑重要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