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前期，佛教思想界几乎是《成实论》的一统天下，十六国时期鸠摩罗什在关中传译的“三论”思想，即由《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所代表的大乘空宗思想，在南朝前期寂而无闻。但至南朝后期，却有来自北方的僧人僧朗，来至金陵(今南京)摄山，弘阐三论，其后僧朗的弟子僧诠继续传播师说，僧诠的弟子法朗则把三论之学由山中推广到京城，与《成实论》学者开展了剧烈的斗争，在南朝广大区域复兴了沉寂已久的三论思想。后人谈到隋唐时期创立的三论宗，溯其渊源，不能不论及僧朗以降的摄山诸僧，尤其是对复兴三论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法朗。

　　法朗俗姓周氏，徐州沛郡沛(故城在今江苏沛县东)人，生于梁天监六年(507年)。祖上以来历任高官，是有名的世家大族，号称“家雄六郡，气盖三边”。法朗幼年秉承家族传统，性格豪放，习武从军。21岁时，忽然觉悟到“兵曰凶器，身曰苦因”，便立下出家脱离苦海之念。翌年于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益都县)出家，旋游学南朝京城建康，先后从名师学习禅法、律学、《成实论》、《毗昙》，都有成就，在京城小有名声。后来到摄山从僧诠法师学《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以及《华严经》、《大品般若经》等经。顿感以前所学都不过是佛学的枝叶，大乘空宗才是佛门正宗。他对空宗体系的诸经论广泛研读，探讨幽微，迅速掌握了师说，而又多所发挥。与同学智辩、慧勇、慧布同为僧诠高足，时称“四友”。四人又各有特点，智辩悟解最敏速，称为“领悟辩”；慧勇文章最华美，称为“文章勇”；慧布领会老师意旨最深，称为“得意布”，而法朗称为“伏虎朗”，乃指他气魄最大，连猛虎都能摄伏。陈永定二年(558年)十一月，法朗奉陈武帝诏敕入居京城兴皇寺。此时法朗已经52岁，思想成熟，学业成就，正是大有作为之时。而陈代帝王又特别爱好三论之学，尽力为三论学的复兴铺平道路。法朗抓住这一大好时机，以大无畏的气概向主宰南朝佛学论坛近百年的《成实论》宣战。他每次登上高高的法座宣讲，除了阐述三论的义旨外，总要直言指摘三论体系之外诸学的瑕疵，所谓“斥外道、批《毗昙》、排《成实》”，而锋芒所向主要是针对《成实论》。

　　法朗的直言无忌，引起了成实师们的反攻。这些成实师多是佛门老宿，久居高位，势力很大。法朗自信学理优越，又有皇室的支持，所以面对成实师们的责难，毫不气馁退缩。他每登高座，常自称“不畏烦恼，唯畏于我”，意思说只要自己立论正确，立场坚定，任何强大的敌人他都不怕。他在兴皇寺轮番讲说《华严经》、《大品般若经》、四论(三论外加《大智度论》)，“往哲所未谈，后进所损略，朗皆指摘义理，徵发词致”，加以词语明白晓畅，态度坚定从容，所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听众。据说他讲论时听众来自四面八方，常常超过千人，讲堂容纳不下，大家只好屈缩着腿脚，挤在一起克服困难；天热人多，听众们挥汗成雨。而法朗本人也讲得汗流浃背，以致准备了千领袈裟，每一上座，就得换一件袈裟。由此可以想见法朗讲座的盛况。

　　经过法朗的努力，三论的影响在京城一带获得大发展。有人看到法朗势不可当，作了一篇《无诤论》，通过表彰守静缄默、与世无争的摄山僧朗，曲折地攻击“恣言罪状、历毁诸师”的法朗。法朗的弟子很多，很快就识破了论敌这种迂回攻击的策略。有一位在俗弟子傅縡，时任陈朝撰史学士，乃出面作《明道论》回击《无诤论》，其中说到当时建康城中学派斗争的形势曰：“今之敷畅，地势不然。处王城之隅，居聚落之内，呼吸顾望之客，唇吻纵横之士，奋锋颖，励羽翼，明目张胆，拔坚执锐，骋异家，衔别解，窥伺间隙，邀冀长短。与相酬对，觕其轻重，岂得默默无言，唯唯听命？必须犄摭同异，发擿玭瑕，忘身弘道，忤俗而通教。”于此又可看出当时斗争形势的紧张、尖锐，以及法朗为了弘扬所学而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

　　法朗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在京城中以兴皇寺为大本营，为传播三论思想奋斗了25年，宣讲三论及《大智度论》、《华严经》、《大品般若经》各20余遍，于陈太建十三年(581年，此年即隋开皇元年)卒于寺房，享年75岁。

　　法朗的弟子很多，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以后又散往四面八方，把三论的学说带到了四面八方。其中最杰出的是吉藏，从法朗受业之后，弘化于南北各地，声振一时。后来于唐朝建立后入居长安延兴寺，广收徒众，著述丰富，最终建立了三论宗，实现了法朗不但要使大乘经论宏通于南朝全境，还要弘通于燕、赵、齐、秦即北方广大地区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