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颇，即波罗颇迦罗密多罗，意为明知识，中印度人，出身刹帝利种姓。10岁出家，诵一洛叉大乘经约10万偈，受具足戒后，改而学律藏，后又修习禅定12年，复南游摩伽陀国那烂陀寺，从戒贤论师学17地论，因17地论兼明小教，波颇也因此兼诵一洛叉偈小乘诸论。波颇识度通敏，又很有风度，所以很受尊重。其弟子般若因陀罗跋摩等，相继领徒归国匡化，也都很有成就，很受各国王臣的欢迎。波颇居无定所，不滞一方。时值突厥势力炽盛，波颇便率道俗10人，辗转北行，到达西突厥叶护可汗牙帐。波颇在突厥弘法，没几天就得到突厥贵族的信任。叶护可汗派人昼夜侍候，同行道俗也都受到礼遇。武德末，西突厥请求与唐和亲，唐高祖应允，随又派高平王赴西突厥。高平王于突厥见到波颇，便邀请波颇入唐。叶护可汗等不放。高平王便通过朝廷征调波颇。叶护可汗为维护与唐的和亲关系，便让波颇随高平王入朝。贞观元年(627年)十一月，波颇到长安，被安置在兴善寺，开始了他在唐土的弘法活动。时释门英达，纷纷随之修造。古往今来，传教词旨有所未喻者，波颇都详加剖析。唐太宗还波颇入宫，波颇就借此机会，躬传法理。

　　隋末战乱，佛经的传译工作基本停止。唐初，因唐高祖将李氏本家的道教摆在佛教之前，所以佛教的地位仍不如隋，佛经的翻译工作也仍未恢复。至贞观三年(629年)三月，唐太宗才决定恢复译场，延请名僧硕德，兼闲三教、备举十科者19人，于兴善寺重开传译。玄谟、僧伽等译语，崛多律师证译，法琳、惠明、慧赜、慧净等执笔，“殷勤详覆，审定名义，具意成文，慧乘、法常、慧朗、昙藏、智解、智首、僧辩、僧珍、道岳、灵佳、文顺等证义。上柱国、尚书左仆射(亦即当时的宰相)、邢国公房玄龄，散骑常侍、太子少詹事杜正伦，礼部尚书、赵郡王李孝恭等参助诠定，右光禄大夫、太府卿萧璟总知监护。至贞观四年(630年)四月，译成《宝星陀罗尼经》10卷。后移住胜光寺，译《般若灯论释》15卷、《大乘庄严经论》13卷，至贞观七年(633年)春译成。唐太宗下令“各写十部，散流海内”，并赐波颇绢帛百段，其他参译者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奖赏。

　　波颇当年主持译事，阻力很大，还有人攻击波颇“侥幸时誉，敢驰於后，故聚名达，废讲经论。”幸有沙门灵佳挺身申辩，译事才得以继续进行。波颇、灵佳还想扩大译经队伍，将波颇带来的梵本佛经尽数翻译，终于未能如愿。至贞观七年四月波颇圆寂，仅译完3部38卷。

　　波颇译经成绩虽然不大，但他是唐代主持译场译经的第一人，开创之功，自不可没。

　　波颇的东来弘法与译经，对玄奘的西行取经与更大规模的译经也有一定影响。贞观中，玄奘曾“遍谒名贤，备餐其说”，对于佛教各派的“各擅其宗”，常感到“莫知适从”。恰好此时波颇来到长安，向他介绍了印度那烂陀寺戒贤论师所著的《瑜伽师地论》，认为此论可以概括佛家学说。这就更激起了玄奘“誓游西方，以问所惑”的决心。10多年后，玄奘学成回国，在慈恩寺主持译经。起初玄奘的译场并无朝贵“监护”，玄奘便援引波颇译经旧例，请朝廷派员监护。于是唐高宗便派宰相于志宁、来济等大臣去慈恩寺译经馆助译鉴定，以“光价”佛业。波颇对玄奘西行与译经事业的影响，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