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家七宗与般若性空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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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佛宇 文章来源：五台山旅游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2-22 23:45:20  |
王弼的“贵无论”并不是单纯的本体论，还是人生观和方法论，这就必然会对儒家的名教思想产生冲击。当时“尚无”之风甚盛，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恪守名教的人受到嘲弄和蔑视，从而危及封建统治。于是裴 便倡导“崇有论”，反对“贵无”，重又提倡名教，以有利于封建统治。裴 的“有”也是一个抽象概念，是与王弼的“无”相对应的，因而不能因他“崇有”就将之列于玄学之外。但是，由于“尚无”已成为社会的主要思潮，“崇有”论与历史发展相违背，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于是，郭象合调和两家，提出了“独化”、“玄冥”学说，把自然与名教、山林与庙堂统一起来，认为自然即名教，名教即自然，这就消除了“有”与“无”的对立，把二者合为一体。郭象哲学是魏晋玄学的顶峰，从理论上完成了玄学的体系，其后玄学虽有余波，但从整体上说，没有也不可能再有人超过郭象。
当玄风正盛的时候，佛家思想也在悄悄地积蓄力量。当时般若经典的传译逐步完备起来，般若空论与玄学的“尚无”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于是般若思想继玄学盛期之后逐步发展起来。
通过对般若经典的学习和领悟，中国僧人对空宗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外来经典一经传译便受到老庄、玄学思想的影响，甚至许多名词都是借用道家的说法。这一方面是由于言语阻隔造成的困难，一方面是由于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确实有许多相通之处。又由于当时僧人多是学该内外，对老庄玄学之学也很精通，或先道后佛，所以佛学一开始就中国化了，就受到道家及玄学思想的影响。这一方面促进了佛教的传播和中国佛学的创立，另一方面也使佛学的纯粹性受到影响，使人产生很多误解，影响了对佛学的理解水平。这种情况直到鸠摩罗什入关之后才有所改变，可以说，中国僧人能够系统、完整、准确、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大乘空宗思想，是从鸠摩罗什入关之后才开始的。
从玄学的发展来说，郭象哲学达到了魏晋玄学的顶峰，使玄学盛极一时，但玄学的完善同时也意味着它的终结。然而当时的士人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尚玄的风气依然很盛。从玄学本身来说，已经很难突破郭象之说，从而真正讲出新意来，玄学思想系统有趋于僵化之势，这就需要一种外来的思想对之进行补充发展，使之产生新的活力，以满足人们尚玄的需要。于是以六家七宗为代表的般若学便开始走向思想舞台，并且逐步成为“玄风”的主流。
由于般若学一开始就受到玄学的影响，而且通达般若的僧人又多精通玄学，再加上僧人有意无意的装饰，般若学是以接近于玄学的面目走上思想舞台的，因而并未受到玄学家的抵制，并且由于般若的说法能够讲出新意来，似乎比向郭之说更彻底，反而受到玄学名士的欢迎。还有一些人是名僧兼名士，因而其说更加受到称赏。
般若学切开始时以混同于玄学的面目出现，尽管有碍于佛学的纯粹性，但如此促进了佛学普及与发展，促进了佛学地位的提高，使玄学到后来反而依附于佛学，使佛学逐步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也使佛学的纯粹性和深刻性逐步提高，这算是“佛学的狡计”吧。
然而，尽管佛学与玄学有接近和交叉融合的一面，从根本上说，二者还是有很大不同的。玄学是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当时不满于中央集权制的士族地主的要求，也反映了士人对精神自由的向往，是道家思想对儒家的改造。但是玄学又是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因为士族的精神自由须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基础上，是以农民的极大的不自由为条件的，他们只想着自己不受限制，绝不会允许农民这样做。因而玄学与传统儒家的矛盾是地主阶级内部士族地主与皇族矛盾的反映，从根本上说是承认现实、维护现实，即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这与佛教般若空宗根本不同。
佛教是出世间的，是不承认现实的合理性的，它强调“一切皆空”，不承认现世存在的意义。玄学不论崇有还是贵无，或者有无合一，都是认为有“有”和“无”的。般若学则不承认“有”和“无”的存在，说“有”是表“非无”，并非真有“有”；说“无”是表“非有”，并非真有“无”。故它强调非有非无，不落两边，这与玄学显然是矛盾的。
玄学与佛学的差别还与中印两国的文化思想传统有关。中国思想具有唯实主义传统，注重对现实的研究，不论是道家还是儒家，都不否认外界的存在（魏晋以前），研究的都是现实的对象，而不是抽象的概念。这一传统到了王弼似乎有所改变，实质上则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由自然的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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