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羽对煮茶的锅，要求用生铁制成，如果用瓷、石则不耐用，如果用银制，则“涉于侈丽”，这种观念仍然是崇俭。而他在风炉上铸上“伊公羹、陆氏茶”和“圣唐灭胡明年铸”的字样，是陆羽用自己的茶比伊尹治理国家所调之羹，来说明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至于风炉的铸造时间，标明是在唐代平息安史之乱第二年铸造的，表明了陆羽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同时也寄托了茶人积极入世，以身许国的高尚情怀。

　　陆羽一生勤奋好学，俭朴处世，他不求仕进，不成家，却成就了《茶经》。他虽身为闲云野鹤的隐士，但却处江湖之远亦忧其民。在安史之乱时，他写的《四悲诗》，就是对人民的痛苦有所感触，用悲愤的泪水写成的。

　　以茶崇俭，以俭育德，茶是人们寄托感情的媒介，也是历代茶人爱国忧民的情结的载体。“啜苦励志，咽甘报国”代表了茶人以爱国主义为人生价值的崇高品格。当今构建和谐社会，反腐倡廉，茶文化中“以茶养廉”的精神仍有现实意义。当前社会上一些人，利用职权肆意挥霍，用公款大吃大喝。种种不正之风为人们所深恶痛绝，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也引发了人们心理上一种不平衡。建设和谐社会，反腐倡廉，弘扬茶文化中“以茶养廉”的精神，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廉洁、节约的风气。在人与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的交往中，提倡“清茶一杯”精神，以茶清政、以茶养廉，有利于倡导清廉俭德，制止奢侈浪费。

　　崇尚追求真实的精神：贵真，就是讲求人与自然的亲和，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这既是中国茶道的核心内容，也是传统茶文化的魅力所在，同时也是茶人对人生价值的最终追求。真，是道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庄子曾经说：“真者所以受于天，自然不可易，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解释了真的本质，即“真”与“天”、“自然”是一致的，是不可改变的。所谓“天道自然”，“天人合一”，是古代先哲们解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观念。

　　中国传统茶文化讲究的真，包括了茶的自然本性之真、品茶的环境之真和人的性情之真。茶的自然本性之真。茶叶是天涵地载人育的灵芽，其天然性质为清纯、淡雅、质朴。陆羽《茶经》指出，“茶之性俭”，“茶之为用，味至寒”。唐代裴汶在《茶述》中说：“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喜园中茶生》的诗中写下：“洁性不可污，为饮涤烦尘”的名句。由此可见，人们对茶的发现、利用和享受，既有感观上的真香、真味，也有精神上的真性、真趣。

　　茶，由最初的药用到生活中的享用，由提神醒脑的天然功用到致清导和的精神作用，由自然的茶品到社会的人品，这种渐进的认识、升化过程，不仅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历程，而且也反映出了人与自然高度契合、和谐统一的过程，同时也彰显出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过程。品茶的环境之真。人们品茶，还须要有适宜的环境、氛围和时间，“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矣。”天趣则是指自然天成的环境。《徐文长秘集》称“品茶宜精舍、宜云林、宜永昼清谈、宜寒宵兀坐、宜松月下、宜花鸟间、宜绿藓苍苔、宜素手汲泉、宜红妆扫雪、宜船头吹火、宜竹里飘烟”。表明了品茶需要野、幽、清、净的自然环境。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提出了品茶的适宜时候：“心手闲适，披咏疲倦，意绪纷乱，听歌拍曲。歌罢曲终，杜门避事。鼓琴看画，夜深共话。明窗净几，佳客小姬。访友初归，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酒阑人散。儿辈斋馆，清幽寺观，名泉怪石”等，此外，历代文人雅士选择茶境时，离不开松、竹、梅、兰与琴、棋、书、画等，这些即是人与自然沟通时，对“真”的追求，也是人文精神与自然精神交相涵摄时，对美的感悟。茶人的性情之真。

　　人们对茶的品饮，除了外在的环境之外，重要的还必须有内在的心境。自然环境与人的心境和谐一致，人就能真正地放松自己，进入忘我的境界，达到修身养性，品味人生的目的。茶人心境的形成和创造，来自于“虚静”。中国古代先哲们对虚静早有深刻的阐述，道家认为，人的心虚静之极，可以像镜子一样真实地反映天地万物，儒家则以静为本，致良知，止于至善；佛家认为，人的心灵不为名利欲望所占据，谓虚，人的思想不受外界的干扰，谓静。这种虚静，既顺乎茶之本性，又合乎人之心性。因此，虚静的心境，可以说是茶人的性情。性情之真来源于人对茶的品赏。人在工作的忙碌之后，生活的余暇之时，端起茶杯细啜漫品。当茶汤静静地浸润人们的心田时，人的心灵就在虚静中得到净化，精神也就在虚静中得到升华，这样就可以尽享怡然自得的人生之乐。由此看来，人们品茶，不仅仅是生理的需要、生活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心性的修炼、品质的涵养和人格力量的锻造。人们只要以宁静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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