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在五台山修建的佛寺，著名的有大万圣佑国寺、殊祥寺和大普宁寺等。这些寺庙都是闻名全国的大刹。大万圣佑国寺在规模和等级方面，甚至高于洛阳的白马寺。大万圣佑国寺建成时，“帝师”帕思巴向朝廷推荐洛阳白马寺住持文才（姓杨，字仲华，陇西清水人）为该寺住持。文才谦辞目：“居白马寺亦过矣，何德敢主佑国。”可见当时的佑国寺已经位于白马寺之上了。元成宗加封文才为“真觉国师”、“总释源宗，兼佑国（寺）主持事。”是“为五台山佑国寺开山第一代主持。”文才著有《华严恳谈详略》五卷、《肇论略疏》三卷、《慧灯集》三卷等，是元代华严宗名僧。其后，又有弘通佛法之弘教大师。弘教大师（1269－1337），俗姓张，讳慧印，陕西下辩人。元仁宗延佑元年（1314），受命为五台山大万圣佑国寺住持。至治二年（1322），元英宗朝礼五台山时，敕命统辖五台山合山僧众。元文宗时，“授荣禄大夫大司徒银印一品”。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殁，年六十七。谥为“弘教大师”。林子青先生说：“大林了性（？一1321），历游诸方讲席，学贤首教，后从文才至五台，备受启迪。当时喇嘛受朝廷尊宠，所有名僧莫不抠衣接足，乞其摩顶，谓之摄受；了性惟长揖不拜。寂后谥曰弘教。” 错将了性当作弘教大师慧印，其定是不同的两个人。

四、明清时期五台山喇嘛教的兴盛和清帝朝山

    明清时期，五台山佛教发展到了它的鼎盛时代，其突出表现为喇嘛教的兴盛和清朝皇帝频频朝礼五台山。

    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出身僧侣，对佛教自然格外尊崇，对名僧大德恩礼尤加，并建立了一整套僧官机构。他改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等僧官。这些僧官的品秩都很高。成祖、宪宗、孝宗、武宗、神宗等都严守祖训，也十分尊崇佛教。为了笼络蒙藏少数民族，又十分推崇喇嘛教。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朱棣派人到西藏迎请噶举派名僧哈立麻喇嘛（本名却贝桑波）到京。次年，封为“万行具足千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简称大宝法王。哈立麻以“性喜林泉，朝廷之下，恐妨禅业”奏辞。于是，明成祖“乃赐銮舆旌幢伞盖之仪，遣使卫送于五台山大显通寺。”同时，又大兴土木，“命太监杨升重修寺宇，并葺育王所置佛舍利塔（ 即现在的五台山大白塔），以饰法王之居。” 卒后，明成祖又敕命为哈立麻在显通寺法堂塑像奉祀，是为五台山有喇嘛教之始。在明代，五台山的僧官称“钦依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僧寺”，可见当时五台山佛寺已有“番僧寺”和“汉增寺”之分了。这样，以佛教圣地著称的五台山，在明代又发展成为兼有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即喇嘛教）的名山了。这为五台山佛教在清代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有明一代，五台山佛教在皇家的思护下，日益隆盛。憨山德清的例子便可说明之。憨山德清，（1546—1623），俗姓蔡，讳德清，字澄印，全椒（今属安徽）人，十九岁时，在金陵栖霞山出家。二十八岁，“春正月，往游五台，先求《清凉传》，按迹游之。至北台，见有憨山，事甚佳，因问其山何在，僧指之，喜奇秀，默取为号。”从此，便居五台山钻研《华严经》近十年。万历十年（1582），他在五台山显通寺讲论《华严经》，“百日之内，常住上牌一千众”。可见五台山僧侣之众多。当皇太后“遣官于五台”祈求皇储时，德清恰好正准备在显通寺举办“无遮法会”；他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遂“将所营道场事宜，一切尽归并于求储一事。”第二年，果然皇子降生。从此，德清倍受皇家恩宠，藉此为五台山佛教界取得了诸如优免田赋等许多特权。熹宗天启三年（1623），卒，年七十八，著述有：《华严法界境》一卷，《楞严通义》十卷、《法华通义》七卷、《观楞侧记》四卷、《肇论略注》三卷。憨山德清与云栖株宏、紫柏真可、藕益智旭并称为“明代四高僧”。明万历时，据镇澄编修的《清凉志》记载，五台山“台内佛刹、凡六十四所。台外佛刹，凡三十六所”。寺院林立，颇为繁盛。

    清朝建立后，特别尊崇佛教，尤其重视利用喇嘛教来维护对蒙古和西藏的统治。鉴于蒙古和西藏盛行喇嘛教，并十分崇仰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所以，清朝政府便将五台山开放，供其朝礼。从此，蒙藏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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